川震与奥运：实际上就是大国崛起的悲情与喜剧

邢舟／川震伴随了舆论的自由采访，而奥运精神天然具有公开公正的内涵，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一悲一喜，两件事汇聚了中华民族的情感，对中国崛起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

当奥林匹克的圣火还在明亮的北京天空熊熊燃烧，四川大地震的重灾区，封闭的北川县城在八月十七日重新开放。八月十九日，是大地震一百天的纪念日。人们纷纷回到北川，为死去的亲人和远去的家园祭奠。川震灾难的发生与奥运会在北京的举办，是二零零八年的中国举国关注的两件大事。

日前，由亚洲周刊、香港大学联合举办，深圳百仕达地产有限公司全力支持的亚洲周刊人文讲座系列邀请中国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总策划麦天枢，在香港举行专场讲座。站在川震和奥运的交叉口，为听众们解读和反思这两件大事与中国大国崛起之间的关系。七月二十八日，可容纳三百多人的香港大学王赓武讲堂座无虚席。盛夏的阳光并没有挡住听众的热情。

麦天枢认为一个偶然的事件----川震、一个努力争取来的国际交往----奥运，在中国长期封闭的条件下，这两件事都与舆论的开放有关。川震最大的背景，就是在我们身后的大陆上，面对一个大的自然和社会事件，忽然间有了现代舆论自由采访的伴随。而奥运会天生就具有公开的品质。这项运动走进中国就伴随着这样一种品质。这造成了人们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期待。这两件事一悲一喜，但前所未有的汇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情感。虽然公共性的社会情感转化为社会理智需要一定的过程，尤其在我们这个适应了长期封闭性的社会里，人所期望的总比可能得到的要多。相对于中国大国崛起的每一步，无论是川震或奥运，那都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

四川地震震出了什么？麦天枢说，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上，都认为震出了一个新时代。中国社会突然面对开放的舆论的时候，整个事件都没有准备。‘封闭落后的山村中的人民，在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坚强与韧性，令世界惊讶。’与灾难感同身受的情绪在一段时间内是整个中国、华人社会的基本情绪，这是大家都没有预料的。那么地震突然传达出来的非灾害的、人际之间的、我们过去没有面对过的情感浪潮，很自然地冲击了所有位置上的所有人。这是一个社会通过自然灾害，在舆论开放后我们面对的后果。

一个封闭的社会不光封闭了人们对权力系统的了解，掩盖了某些错误或者不良的社会现象和权力诡计，还封闭了这个社会非常美好的社会性资源。与救济自然灾害的机制在中国的悠久历史相比，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是历史悠久。血缘家庭的情感放大到整个社会，就成为社会交往中的价值原则。中国社会过去几千年，可能最大多数的民众和社会精英阶层，情感上道德原则上是一体的，从来不是对立的。这有利于我们理解川震后整个社会立体的反应。如果有社会制度性保护的话，可以相信，会是中华民族可以长久享受的社会关怀的道德资源。

麦天枢说，自己属于那种常年在‘书房’中生活的人，他在川震中看到了‘许多作为一个现代社会走向所谓大国崛起，实际上就是走向制度性现代化的过程中，让人非常担忧的因素’。比如在灾难中的一个故事：有一位母亲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救活了她的婴儿，临死之前，她在手机上打了一个没发出去的短信，大致是说孩子如果你可以活下来，要记得，妈妈永远爱你。当这个感人的瞬间在电视、网络、晚会上广为流传的时候，它的作者出现了。他说对不起，这不是事实，这是他创作的一个网络上的故事，那并不真实。

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一个偌大的中国非常正常，麦天枢补充说，可是问题在于事件发生后，社会对待它的态度。‘我看到的是，曾经传播了这条假消息的媒体不愿意更正它、面对它、回头再说它。最早把一个网络消息当作一个真实故事发表到有纪律约束的媒体中去的人，没有得到追究。在大陆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专门发表文章，认为不需要在这个事情上纠缠，要共同维护美好的心理氛围和情感氛围。

网络上为此发生的争吵，竟然绝大多数的声音，认为追究事实是一种添乱。’当这样的事件发生时，就隐藏着我们在非常感人的历史段落里令人要警觉的心理倾向-- --道德情感、愿望的东西，高于对事实的追求。一个现代社会的最高理性就是追究和尊重事实，不被美和好的任何愿望所左右。某种意义上说，对我们这个充满矛盾和动荡的社会，这种精神更重要。‘但是遗憾的是，我们被感动了，但是感动成了目标。美好的东西确实涌现了，但它试图变成一种宗教、裁决，变成对不同声音的拒绝。’

另一个没有得到有效理论规劝的倾向，麦天枢认为是中国在捐款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群众性干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绝对道德主义传统的民族，过去遵循的价值、社会结构、社会权利也好，或者至高无上或者死亡，它不容许一个中间的东西存在。以捐款数字为标准的社会关系，群众性干预个人行为。香港市民的募捐，应该说捐款的数字是真实的，它和个人意愿之间的关系是清晰的；但内地不是。原本美好的、来自于个人自愿的捐助过程，被迫不断修订方向，加入了不好的因素。只要是民众认为知名的，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就自然地设定了他们认为的捐款等级，如果捐不到那个数目，就万民讨伐。但其实，‘一个亿和一百元表达的情感性质是相似或者说一致的’。

追究这些倾向的背后，麦天枢感叹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数以百千计的大学，没有公众可以辨认的思想和文化权威，只有以消费娱乐的方式产生的公众明星。这些人背后没有学术和思想支撑。

麦天枢说：‘国家面临大事的时候，没有一支得到知识层认可的理性队伍来发生作用；在网络、传播的时代，我们知识教育不足的时代，没有一种成熟的声音和意见来开导和影响大众。’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麦天枢说他心里就会非常难过，‘我们表现了那么美好的公共精神资源，但是强大的情感力量，不足以修订组织化社会的强大关系。时间过去，当情感沉淀下来，我不认为社会因此就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因为那个变化需要的条件更综合、更复杂。这也是川震和大国崛起之间，最本质的联系’。

公正公开比金牌重要

谈到奥运会，麦天枢说他从申请到主办，他对于奥运能给中国带来多少正面的影响始终持保留态度。它当然有正面的意义，但是奥运会是什么？对中国来说又是什么？奥运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民族之间以公约达成认可的一个社会活动。参与代表了竞争，但是这个活动走进中国以后凸显出来不一样的东西。奥运会之所以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品牌，是因为它背后的四个字：公开公正。

麦天枢认为，如果想要办一届令人尊敬的奥运，一定要控制国内的利益集团非法追逐金牌的欲望。一定要在世界面前，显示这个政府、国家，内心的深刻的自尊，那比金牌更重要。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奥运会天然的内涵----公开公正，是现在的中国最需要的两样东西，也是最难达成的两样东西。办公开公正的奥运会，会让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广受尊重。

纵观川震与奥运，目前一眼可见的、对中国直接的刺激性就在于舆论开放。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海外，对中国的新闻自由，又燃起了史无前例的激情。中国社会是否会因为地震或是奥运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麦天枢并不乐观。寻求自由的舆论是一个贪吃鬼和无底洞，一旦开放就要追求更广阔，但现在，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灾后重建时，公共意见和舆论就被屏蔽在核心决策之外，就是很好的一例。

但川震、奥运，是不是这样的事件，每一次积累一点，像愚公移山一样，用相当漫长的时间形成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是不是也就真的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麦天枢说，今天的我们还无法做这样一个判断。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社会，积累的矛盾，存储的风险，究竟能让我们的风险性改革拖多久的时间。即便是有中国特色的实现那一点，以多长的时间、多大的风险、多高的风险，我们不清楚。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好多社会进步的因素，但这个进步与中国社会政治、理论上的根本性进展还不具备根本性的联系，还够不上这样的实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