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发表在《环球》杂志2001年第17、18期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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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我在澳洲亲历的一次工人大罢工
杨春(澳)
罢工，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曾是那么遥不可及。记忆中，只是儿时从老电影中领略过那充满血雨腥风的工人运动：“二七大罢工”、“省港工人大罢工”等，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凶残镇压以及工人们舍死忘生的抗争都曾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过难以磨灭的印象。但万不曾想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在我们梦想中民主和自由的乐土，世界公认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小富国澳大利亚，我会“有幸”地亲身经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澳洲全国最主要的电视台7号台、昆士兰省最大的报纸《信使邮报》都对该次罢工作了重点报道。
记得，当时我在罢工前真有一种“人在画中游”，时光倒流般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罢工到底会是什么样？会出现“林祥谦”、“施洋大律师”式的英雄人物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罢工后会不会丢了饭碗，被人“秋后算账”？
我能有幸亲历这一次大罢工，渊源还应从5年前说起。
（一） 初识工会
1996年夏，初到澳洲求学的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份令同伴们羡慕得眼红的“高”收入并稳定的工作：在一家大型的水果加工厂当机械操作工。
澳大利亚全国人口不过1900万，而土地面积比我国小不了多少。因此，我打工的那家有几千人的工厂已算得上是一家大工厂了。澳洲是一个比较尊重法律的国家，越是大企业越是规章制度健全，对员工的各项福利保障搞得越好。这也是为什么来澳人员更愿意到大公司、大企业打工，而不愿意到小作坊、小餐馆去看人家眼色行事，那里不但工资低，而且连加班费都没有。
在打工的工厂，虽然我只是一个这里的临时工，去不去上班要等他们给我打电话应召,但工资可是每小时12澳元；加班三小时以内，每小时按150%发，是18澳元，三小时以后，每小时按200%发，是24澳元（相当于每小时是人民币120元）。星期天加班一天的收入相当于我在国内工作一个月的薪水。乖乖，我当时差一点真想废了“俭学”，一心一意地“勤工”！。但毕竟我是放弃了在国内银行当信贷科长的优越工作，不远万里来到澳大利亚求学的，而不是来做一个机械操作工来给资本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因此，我还是选择了在假期去打白天的工，平时课业不紧时打晚上的工。
上班伊始，我便遵循在国内养成的“惯性思维”：有困难，找组织。不用人劝，也不用人拉拢，主动地找到本厂工会，填了表，交了会费。当时，我还以为工会也就是过年过节搞个联欢，发点福利什么的，并没多想。况且，工会费一周就5澳元（一包烟钱），有点什么不顺心的事，还可以令其代为申诉，就加入了。后来，我才知道在澳大利亚不同的行业有自己的不同于别的行业的工会，比如印刷工人工会，加工业工人工会等，不象在国内全国所有的工会成员都隶属于一个工会。还好自己这次歪打正着没有“站错队”！准确地说，我对工会的进一步认识还是从一件小事加深的。
工作没多久，由于功课紧，我便暂停打工，在宿舍中潜心温习功课应付考试。
一天傍晚，同厂的两位工友马克和费利来到我的宿舍，他们的到来使我吃惊不小：在澳洲，隐私权被看得很重，同事之间很少相互打听对方的家庭地址。况且，没有事先电话联络，擅自造访是被看作是不礼貌的行为。费利和马克看出了我的惊异，他们一边红着脸跟着我进屋，一边不住地道歉说打扰了我的休息。进屋后，费利率先打破了沉默，先是慈祥地“问寒问暖”并诉苦似的讲了找到我是如何不容易。然后，一脸严肃地讲起了工会对工人们利益的重要性。
我一面听一面心里暗笑：当年，我在大学，国际工运史可是考了98分的。自然轮不到他们来给我上课。但看马克和费利严肃的样子，不禁猜想他们该不是“山里来的穷苦人的指路明灯”吧？可我“根红苗正”心里这盏灯也已亮了二十多年，还用他们再拨吗？正当我满腹狐疑时，费利言归正传：下一周我们工会改选，省行业工会代表要来监督，马克和发货车间的约翰竞争激烈，希望我们这些不能到厂的会员以邮寄投票方式支持一下马克。
“你是我们厂有史以来学历最高的机械工，而且也是我们的亚裔员工中英语讲得最好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希望你能带个头。”费利说着便拿出了细心准备好了的邮寄投票登记表、和写好了回信地址并贴好了邮票的信封。
马克是我们车间的主管，40多岁，为人热情，好打抱不平，尤其乐于维护我们这些来自亚洲国家的“少数民族”的利益；而另一个候选人约翰，听说也很仗义，但没有直接接触过，了解不多。所以，我当即表态要投马克一票。马克听了我的话后十分激动，站起身快步走过紧紧握住了我的双手并给了我一个BEAR HUG（结结实实的拥抱）。待我抽出身，缓了一口气问马克：“全厂几千人，为我们这几票，何必跑这么远呢，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吗？”马克诚恳地说：“我珍惜工人弟兄们的每一票！”费利这会儿也恢复了笑容可掬的态度开玩笑道：“我也劝过他省点汽油吧！可马克坚持要亲自来以显诚意，哈哈！”。
一周后，马克打来电话告诉我说这次他能当选工会代表，我们这几张“少数民族”选票在他与约翰相持不下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当即“趁热打铁”地问他：“那假如有一天，我与澳洲本土的工友发生了矛盾，你该知道帮谁了吧？”
“当然是帮对的那一方！”马克没有犹豫。
（二） 工作是工作，罢工是罢工
98年复活节过后的星期二，我应召去上班。早上7点便背着沉沉的太阳进了工厂，车间里依然是熟识的整洁和井然有序：让人不忍下脚的净水冲刷过的过道；被擦得反着白光有点刺眼的生产线；没有随意走动的工人。大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准备着，丝毫看不出工人们是刚刚结束比圣诞节还长的四天复活节假期回来上班的，这一切似乎都时刻提醒着我：我是在讲求效率的澳大利亚的工厂打工！
紧张的工作常使人会暂时忘却时间。还没等我充分“热身”，上午茶的时间就到了。胖胖的费利一边喝着他的廉价咖啡，一边凑过来小声对我说：“我们准备罢工了！”
当时，我被罢工这两个字惊得目瞪口呆，心想：都什么时代了还罢工。我这算是什么出国呀！简直是从“新社会”一不留神摔回了水深火热的“旧社会”，真是“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穷折腾！不过，我还是镇静下来问费利：“罢什么工？管理层对我们不错，工资从未欠过。而且，还安排了咱们轮流进行了安全和技术的带薪培训，两个星期不用干活只是学习，1000多澳元的工资照发，我感激还来不及呢！”
费利还没有听我说完，便已经被嘴里的咖啡呛的咳了起来，他满脸通红地对我说：“那是应该的，那是《劳工法》的要求。在澳大利亚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谁也不能乱来！马丁叔叔（注：美国作家杜撰出来的一位从火星来到地球的火星人，它对地球上的事情一无所知。），你难道不知道罢工，在中国？”
“49年以前有过。现在，我们是工厂的主人公，还罢谁的工？”，我答道。
费利理解地点点头，尽量耐心地“开导”我：“在澳大利亚，工人们每隔几年都要通过工会要求资方给工人增加工资，用以抵消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带来的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来维持和提高生活水平。如果谈判不成，就只能采取罢工的形式逼其就范。”
这时，工会代表马克也从靠了过来，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接着费利的话头说：“工人如果不要求，资方就永远不会主动去做。这次我们几个月前就向资方提出两年给大家增加工资12%的要求，他们却坚持只能提高6%。由于差距很大，谈判几次都没有成功。看来，我们只有罢工。”
“什么时间？”我问。
马克一脸严肃地说：“别急！今天下午停工，召开工会全体会员大会，投票决定是否罢工。”
敢情，这真是个民主国家，连罢工都要全体投票决定！
随着一阵震耳的铃声，10分钟的上午茶时间结束了。我们就象刚上满发条似的腾地站起来大步向休息室外走，马克边走边对我说：“下午什么时间停工，你们新的工会小组长瑞恩会通知你！”。
“好吧！等一等，谁？瑞恩？”我反问。
“对，瑞恩。”说着马克已经拐出了我的视线。
“天哪！瑞恩！他？”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的表情，只记得我是一直张着大嘴快步小跑回岗位的。
瑞恩是我的顶头上司——小组长，一个高大健硕、留着浓密“一字胡”的典型澳洲佬，他在厂里以严厉著称。据老工友们半挖苦半开玩笑地告诉过我：他入厂十几年来，就笑过一次。那还是他几年前与老婆离婚，被法院裁定“净身出户”时，“笑”过一回。但那是苦笑！
我和他可算是“不打不相识”。入厂经过培训后，我就被分到了他的小组。我操纵的机器是一台大型的敞蓬式蒸煮器，用于给听装的水果罐头高温消毒。蒸煮器里飘上来的水蒸气造成的热浪总是会不时地袭上狭小的操作台，令人避之不急。我由于还不能熟练地控制机器，就不得已只能本能地“远远”地避开层层热浪，待其消退才扑回来重启刚刚由于我离开而停下的机器。
一次，瑞恩走过我的操纵台大声训斥我：“快点，快点！再快点！不许离开岗位，要你是干什么用的？”我一边只好硬着头皮顶着热浪操纵机器，一边心里暗骂：“我是干什么用的，老子以前在城里吃馆子都是不给钱的！你这条资本家的乏走狗，站着说话不腰疼。等‘解放’了，非把你无产阶级专政了不可！”
“你懂不懂什么是效率？机器不能停下来！”瑞恩接着对我吼。
“去你的效率吧！工人的安全还不如你的效率值钱吗？”我也是实在忍不住了，从操纵台上跳下来，面对面冲他喊起来。瑞恩一下子怔住了，我们极近距离地对视着，彼此都能感到对方的鼻息…
那一次冲突的几个月之后，我已经在瑞恩的帮助下熟悉了自己的岗位。每一次我都能见缝插针地一方面避开了时不时涌上来的热浪。另一方面又精确不间断地操纵机器，从而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我在“游刃有余”之余也会不禁想起与瑞恩的那次冲突：那一次他也没完全错，确实可以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同时开好机器。瑞恩经过几个月的观察，也开始认识到我以前不是在偷懒，故意不连续操作，而是当时不熟练，只能就那样把机器开了又停、停了又开，把罐头们都折腾夹生了。一次，他微笑着走过来，对我翘着大拇指说：“好样的，兄弟，把以前的事忘了吧！”我也对他翘起大拇指说：“忘了吧！”
瑞恩以工作认真著称，头们都叫他“效率先生”，与他同期入厂现已是厂长的凯利有意近期将提拔他为车间的经理。如果用我们国内的标准衡量，他绝对配得上“全国劳模”、“五一奖章获得者”什么的。这样一个把工作当作乐趣的人还能罢工？下午何时停工还要听他的？我真怀疑自己的耳朵了！
下午2点10分左右，正在全神贯注工作的我猛一抬头，突然发现从来井然有序的车间开始有点乱了起来，许多工友们已经陆陆续续地离开工作岗位往车间的侧门走去。我猜想一定是停工开始了！这时，瑞恩快步走了过来，一边用右手向我画圈，一边喊：“不要停！不要停！继续！2点15分才停工呢！”
“这个老瑞恩，就知道继续工作，我把这个大家伙机器停下来还得用几分钟呢！”我转过身低声嘟囔道，但还是依照指令没有停机器。
2点17分，我和工友们一边往外走，一边问走在前面的瑞恩：“头儿，你要是提前1、2分钟喊停，我们不就可以2点15分走出来，那显得多积极呀！”
“工作就是工作！”他理所当然地说。
“瑞恩，机器一停，那还在蒸煮器里的5600听水果罐头经我们现在的一热一冷，和一会儿复工的再一热一冷，还不都煮烂了！你可说过一听出厂价就是1块2呀！”我说。
“罢工就是罢工！”他手用力一挥，坚定地说。
（三） 山雨欲来
侧门外宽阔的货场早已被挤满了人，人群中既有穿着蓝布工作服从各车间来的工友们，也有刚从办公楼出来的穿着衬衫、西裤打着领带的职员们，大家都在伸着脖子盯着用两个集装箱货车架拼起来的台子。台子上一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马克，另一个是西服革履戴着眼镜的大个子斯考特。斯考特曾到过我们车间做过关于工人们对劳动环境和工作安全意见的实地调查，是我们行业工会昆士兰省东南地区的代表。
站在货车上的马克今天显得格外精神，看得出他刚刚换上了一套干净的工作服。他走到台前，扫视了一下会场，开始了讲话。首先，他介绍了劳资双方几轮交涉的情况，以及在涨工资的幅度上双方的巨大差异导致的谈判破裂。接着他言简意赅地说：“本次停工集会，工厂每一分钟都要损失几万澳元。这无疑是对他们管理层的一大刺激！我们也借以用这种警告的方式显示工人们的力量。现在，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就是否赞成罢工，征求一下工友们的意见。”
“罢工了，工人们吃什么？喝什么？是工厂每周给我们开工资，工会可从未给我们发过钱！工友们，大家别听他的！不能罢工呀！”人群中一个穿蓝衬衫的中年人大声喊道。一瞬间，大家的目光一下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他不是我们工会的人！他是制罐车间的经理。”一个认出了他的工友喊道。
“他是替凯利（我们的厂长）来探听消息的！”
“把他撵出去！”“快滚！”工人们吼道。
马克在台上用眼睛逼视着蓝衬衫，一字一顿地说：“先生，这是工会会员内部集会。请你退出去！”蓝衬衫低下了头，在我们象躲避瘟疫般闪开的一条小道中溜走了。
“工会费太高了，一周要5块钱，能不能降一点。上街吃一顿麦当劳才4块95！” 台下一位青年女工举手发言了。
“是呀！有点高！”她身边的几个工人随声附和着，人群也躁动了起来。正当大家开始七嘴八舌议论开工会费是否太高时，马克发话了：“工会费的问题可以放在以后讨论，现在问题关键是赞不赞成罢工，大家不要转移注意力而因小失大！”
这时，在人群中离我不远的费利开了腔：“我们工人要求12%，他们却坚持只能给6%，这差距也确实大了一点。罢工不见得就可以解决。弄不好，工资没涨成，工作却丢了！这就不是我们罢工的目的了！我个人认为：是不是把我们要求降低一些，改为两年涨10%更好呢？”
“不行，就是12%”
“可以低一点吗！”
“我们人多，为什么要让步？12%！”
“我们是要解决问题，不是小孩子斗气！10%！对不对？”
“对！10%”
“对！10%”
……
渐渐地要求10%的呼喊声占了上风。
“好吧！大家来一个表决。”马克提议道。“同意12%请举手！；好，同意10%请举手！”表决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工人们同意按两年工资涨10%作为罢工时向资方提出的要求。
“罢工期间不但没了工资还不算失业，国家给失业者的社会福利金我们也没有资格领。况且，一旦人家不答应10%，我们的工作可能还要丢，还是不要罢工，就接受6%稳妥。”一位白发苍苍的女工挤到台前说。
这时，一直坐在马克身后始终没有发言的昆士兰省东南地区加工业工会的代表斯考特站了起来，朗声说道：“我和你以及大伙都一样不喜欢罢工，我们也一直力求在避免罢工的情况下与资方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公平的交易。罢工是最后的不得已的手段，我们会有损失，但资方的损失将比我们更大！”
他停顿了一下，慢慢地扫视全场，接着说：“我们工会的原则是明白无误的：谁碰了我们中一个，就是碰了我们全体！《劳工法》中也明确保障了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因此，资方因为以曾参加罢工为理由解雇任何工会会员，不但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工会决不答应！”他右手紧握成拳头，高高举过头顶。
几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仿佛彼此的心跳都可以听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斯考特往下说。“两个月前，我在依珀施威齐见证了那里的工人们通过罢工取得了期望的胜利，三周前，我又在根毗看到了那里的工人们通过罢工也取得了胜利！如果依珀施威齐的工人们能作到，根毗的工人们能作到，我们宾达的工人们也能作到！”
“哗……”斯考特的讲话还未讲完就已经被潮水般的掌声淹没了！工人们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他们对胜利的坚定信心。
这时，马克也走上前来紧紧握住斯考特的手，接着他大声宣布：“明天上午8点，罢工正式开始，直到我们取得最后光荣的胜利！现在是2点50分，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3点10分，正常的下午茶时间结束时，开始复工。”
人群逐渐散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工人围在台前与马克和斯考特研究着什么。我远远地向那边望了一眼，转头往回走，心想：那些工友一定是我们在国内经常提到的“积极分子”，他们一定是在领任务吧？可惜没有我认识的，无法探其究竟了！
“嘿，想什么呢？兄弟”费利不知何时从后赶上来说道。
“没什么。对了，费利，明天为什么不在早上7点一上班就开始干呢？为什么非要工作上一个小时再停下来罢工？”我疑惑地问。
“如果明天不上班，从7点开始罢工，就会有很多工友选择干脆呆在家里，而不来厂里。虽然，这也是支持罢工的一种形式，但明日到厂的罢工人数就会大受影响，从而削弱了我们的力量！”费利一边用探询的眼光看着我，一边接着说。
“另外，剥了皮、切成块却未进行进一步加工的水果可比有皮保护的水果腐烂的速度要快得多呀！。”他俏皮地冲我眨了眨眼睛。“这正是他们的痛处！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迫使老板们尽可能快地答应我们的条件。”
“斗争就是要这样讲究策略的，是吗？”我颇有感触地说。
“什么策略？”费利没听清，不解地问。
“就是动脑筋，想主意！”我说。
“对吗！要不还能斗得过凯利？”费利诚恳的脸上一下写满了沧桑。
3点10分，随着“催人奋进”的铃声响过，车间里的工人们又忙开了：有的头也不抬地开始把肉色已变黄的苹果片从生产线上扒下来；有的正把没有煮到时候而报废的半成品罐头起劲地往废料铁桶里装。没有人谈论罢工，似乎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明天也不会发生什么似的，依然是一个正常工作日的井然有序！
罢工前一天的最后两个工作时就是在这高效率的节奏中结束的。
（四） 工潮涌动
我还清楚地记得，星期三的早晨我是带着一颗激动的心去上班的。一路上我比平时更多地留意了宽阔的街道和两旁错落有致的住宅小院，似乎这一切一下突然变得有意义起来，而自己正努力记住这一天当中的每一个细节。
太阳还是迷迷糊糊地伸着懒腰，门卫依然有说有笑地与上班的工人们打着招呼。厂门里
却比平时多了几个穿着雪白衬衫、打着领带的人，他们正分头与入厂的工人简单说着什么，其中一位径直向我走了过来。
“早上好，年轻人！你看起来象一个学生。”他讨好地说。
“是的，我是中国来的留学生，在这打工。”我答。
“那你不是工会会员了！”他略带欣喜地问。
“不，我是。”我骄傲地回答。
他看起来有点失望，但还是心存侥幸盯着我的眼睛接着说：“他们今天要罢工，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些真正关心工厂并愿意今天继续工作的人，我找对人了吗？”
“先生，不是他们今天要罢工，而是我们今天要罢工！”我也直视着他回答。
“现在澳洲的失业率很高，有一份工作可不容易呀！”他阴着脸，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你们的主说：‘人并不是只靠面包生活的！’”
“你很了解我们的文化吗！可不知道你对没有面包的生活了解多少？”
“和您一样多！尊敬的先生。”我毫不客气带着讥讽地边回敬他边转头走开了。
刚走不多远，一位年轻的金发女工友快步靠上来，问了我那人都说了什么。然后，她象大姐姐一样鼓励地拍拍我的肩非常大声地说：“别怕！我们人多。”这既象是对我说的，又象是对我们身边走过的工人们说的。
我，望着她笑了。
上午8点，随着一阵长长的铃声，罢工正式开始了。
我们车间24条鲜果加工流水线全部停了下来，300多公斤被加工了一半白嫩嫩的荔枝果肉静静地躺在了生产线上。荔枝在澳大利亚可是珍稀昂贵的水果，要14澳元一公斤。据我的经验，不出4小时，它们这样遇氧就得变成垃圾！
与我们往车间外走的大量人流相反，六、七个白衬衫正匆匆忙忙地往里挤，不用说这一定是那些平日里只是来车间走马观花看一看的管理级的人物们来“抗罢救灾”来了！可是就这么六、七个人想把二百多人的工作接下来，简直是杯水车薪。我们一面摇头笑着，一面往外走，连回头看都懒得看了。
人流从四面八方开始汇集到办公楼，马克和其他几个人正在楼前忙着给志愿者们发旗。不象国内只有“红旗漫卷西风”，这里可是什么颜色的旗帜都有：红的、黄的、绿的……上面有的写着：昆省加工业工会的英文缩写字头；有的写着：全国工人联合会的英文缩写……聚起来的工人们开始有节奏地喊着：“凯利出来！”、“百分之十”、“工人们团结起来，没人可以打败我们！”
这时，不知谁眼尖看见凯利正从哪里回来往楼里走，于是高叫：“凯利”。凯利顿了一下，接着假装没听见，低着头继续往里进。大家也随着一起呼喊：“凯利”、“凯利”。上千人的呼喊再听不着似乎骗不了人，凯利只好阴着脸一边点头一边加快脚步钻进了楼里。看到他的这幅狼狈相，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
斯考特、马克、瑞恩和其他车间的工人代表已经聚集到了楼门前，马克面向工人们做着手势示意大家安静，然后说：“我们几个人将代表今天所有参加罢工的工友们，进去与凯利谈判。大家先找阴凉的地方坐下来，等我们的消息。”
工人们散开了，有的就近找了个阴凉的地方，有的就干脆席地坐在楼前，三一群、两一伙地唠了起来；也有的从别人手中接过了旗帜在楼前乱舞着，或举着它们在一楼的办公室窗前来回小跑，大过着旗手的瘾。小伙子们则聚在一起说笑着，可他们的眼睛却在不停地瞟着姑娘们，而姑娘们则也眉飞色舞地聊着，不时还相互追逐着在小伙子中间跑过。
如果不是我们的代表正在面前的楼里与厂方艰苦地谈判，不是我们正在上班的时间无所事事地坐在“大监工”凯利的鼻子底下，我还是真不敢相信这是在罢工。
11点20分，代表们略带疲惫地从楼里走了出来。大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千百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到他们的身上。但他们的表情却让我们多少有了心理准备。马克来到了台阶前，看了看逐渐围拢上来的工友们，昂起头说：“厂方依然坚持6%的上限，并要求大家马上取消罢工。兄弟们，我们能答应吗？”
“不能！”我们齐声吼道。
“由于食堂的工友们也参加了罢工，因此，我们决定让大家现在收工回家，明天早上7点到厂继续罢工。”马克宣布道。
（五） 暴风骤雨
星期四的早上，天空阴沉。
我穿过厂门向罢工的汇集点——厂部办公楼走着，远远望去工友们的人数比昨天少了一些。走到近处，我开始听到大家正悄声议论着昨天由于我们全体罢工回家，下周厂里的供货都将无法执行。厂方着了急，过一会凯利想绕过工会来直接鼓动大家上工。
正说着，凯利已经走出了楼来到台阶前。他丝毫也没有理睬就站在一旁的马克等人，而是一反常态地径直走下台阶来到了我们之间，貌似诚恳地对大家说：“一会儿就要下雨了，别被雨淋着。来，跟我一起进大仓库的棚子下谈一谈吧！”毫无思想准备的人群竟跟着他走向了大仓库。少顷，大家才反映过来，怎么迷迷糊糊跟着他走了！于是，都回头望着马克。马克向前一挥手说：“走，咱们一起去！看这个老狐狸要耍什么把戏。”
“大伙儿都辛苦了，这我知道。半年前，我们厂里就已经定下来了给大家涨工资。要是等他们为你们提就太晚了。”他说着，眼睛却有意地瞟了一下马克。
“不许挑拨！”一个工人喊道。
“对，不许挑拨！”更多的人呼应道。
凯利并没有因一下被识破而恼怒，他依然口气“中肯”地接着讲：“我们厂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厂里去年的利润比前年只增长了1.5%。这次给大家涨的工资已经是在压缩了很大一块行政开支后挤出来的，6%是我们最大的限度，谁也不想工厂破产吧？”
“凯利，为什么与我们相似的水果加工厂在依珀施威齐的涨了8%和在根毗的涨了9%？”费利昂头挺胸地在人群中厉声问。
“他们和我们没有关系！”凯利掩饰不住心头的一丝慌乱信口说。
“怎么没有关系？一样的工作，工资涨的幅度为什么不一样？”我们看出了他的慌乱，“痛打落水狗”似的逼问。凯利掏出了一张纸巾点了点额头上的汗水，略沉吟了一下，忽然又象找到了救命稻草似地辩解道：“工作效率的提高是与工资上涨成正比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吗！”大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凯利眼角瞥了瞥周围被他暂时将住了的工人们，得意地接着说：“你们的工作效率比人家低，当然工资就涨得慢一些了。我也是你们中的一员，13年前入厂时我不也只是个装卸工。大家赶快回去工作吧，提高了效率，我怎么会亏待你们呢？”
我们被动地陷入了一阵沉默。工作效率的提高与工资上涨成正比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一点我们明白。毕竟我们是罢工的工人，不是无理取闹的无赖。可是，明明我们有理，现在怎么变成他有理了？
“我们的工作效率已经够高了！”一个中年人的声音从人群中响了起来，“单以我们车间为例，劳动生产率从去年的69%提高到了现在的81%，我们的一条生产线上工作的人员已经由前年的12人，减少到去年的8个人。而今年与前年一样的工作，工作人员却被你们裁减到了只剩下6个，他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量都增加了一倍。这算不算是提高了工作效率？是不是全厂最后只剩下你一个人才算效率高？”
“说得对！我们车间也是这样。”
“我们那也是”
“谁说我们的效率不高！”我们像是被唤醒了一样，愤怒地呼喊着，从四周向凯利慢慢拥了过来。
“谁，这是谁？瑞恩，是你吗？你也来起哄！”凯利铁青着脸吼道。
“是我，你不是来起哄，而是来讲道理的！”瑞恩毫不畏惧地挤上前来说。
凯利绝望般死死地瞪了瑞恩一会儿，转过身，在我们“嗷傲”的嘲笑声中失魂落魄地向办公楼走去……
下午，厂方邀请工会代表进楼又谈了一次。这回他们答应给我们两年内工资上涨8%，但前提条件是：必须马上复工，去抢救那些躺货车里已两天并开始发烂的近2000吨菠萝。并称8%是最终结果，无论如何不会再更改了。不答应后果自负。
听到了这个结果，我们望着不远处卸下来足以堆成山的菠萝，笑了！不管怎么说，第一个回合我们赢了！这个结果更鼓舞了我们坚持下去，去赢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罢工的第三天是星期五，通常这一天被视为“快乐的星期五”，因为舒舒服服的周末就在眼前了！但这个周五，我们却不轻松。
先是传言厂里由于我们对8%的涨幅无动于衷，决定给正式职工涨10%的工资，而给临时工依然涨8%。接着又有传言说：厂里已经恼羞成怒要狗急跳墙，准备“清理”掉一部分“捣乱分子”。
针对这两项传言，斯考特对聚集在楼前的我们分析道：几天来的罢工，工厂损失了不下几十万澳元。在这样下去，凯利恐怕也无法向董事会交待。他有可能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铤而走险。一方面，他答应我们10%的条件，但却只给正式职工，不给临时工。这是厂方企图用金钱的利诱来从内部瓦解我们的团结，从而破坏罢工；另一方面，他们想用“清理掉捣乱分子”来威胁我们，企图利用我们中极少数人信心的不坚定，使部分人复工，迫使罢工流产。
面对厂方的猖狂进攻，我们纷纷献计献策，有的说：“扩大影响，把罢工进行到工厂外面去！”，有的说：“打电话通知媒体来现场采访，唤起全社会的注意和同情” ……
马克和斯考特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说：“对！迅速打电话通知各大媒体。除了少数工人留在厂内继续示威外，其余的工友都到厂门外的各主要干道两旁，打起旗帜、举起标语牌。好！开始行动。”
不大一会儿，工人们就在工厂四周的各主要道路旁布开了，连10几公里外去飞机场的环澳国家一号公路两旁都有了我们自告奋勇亲自驾车前去的工友。工人们在道路两旁有的挥舞着标记鲜明的彩旗，有的双手高举着大幅的标语牌，实在找不到“武器”的就干脆用红油彩在前胸和后背上大书：“10%”。正在公路上的司机们也纷纷鸣笛或按响喇叭以示支持。
电台4BH、4BC、昆士兰省最大的报纸《信使邮报》，澳洲全国最主要的电视台7号台都派员迅速赶来采访，我们团团围在记者们身边，主动介绍情况配合采访。
不出15分钟，电台4BC就率先向全国抢发了昆省爆发了大规模工潮的新闻。当晚，7号电视台在晚间黄金的新闻时段播放了我们罢工的画面。《信使邮报》则在第二天周六的报纸第三版用了上半版的篇幅以《工人们走出了工厂》为题进行了报道。
星期六晚，厂方与工会双方经过妥协，最终达成了协议。厂方答应给全体工人二十七个月内工资上涨9%，其中每九个月上涨3%，并保证不会刁难任何一个参加罢工的工人。工会则保证：所有工会会员都将于下周一准时回厂工作。
就这样，一次历时近一周的大罢工落下了帷幕。
后记
凯利 仍担任着厂长，年薪已涨到了25万澳元。
蓝衬衫 由于其部门劳动生产率迟迟无法提高，98年8月，受命提前“光荣”退休。
马克 仍担任着厂工会代表。99年娶了一个菲律宾姑娘，现笑口常开，老当益壮！
费利 98年末，喜与女工说笑的他因“工作需要”被调到了清一色男性的维修车间。
瑞恩 依然是小组长。“效率先生”没有能得到曾被许诺过的提升。
斯考特 2000年加入工党，正为工党将能在澳大利亚今年的全国大选中获胜而奔忙。
我 学业完成后，受聘于澳洲Austar公司任HR经理，现归国。
完稿于 2001年7月15日 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