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法”纠缠了几千年 原来是文化在作怪

“情与法”纠缠了几千年  原来是文化在作怪

                                                             （认清传统文化之害）

  在中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百姓害怕打官司。远的不说，就说当代，不管在媒体上还是街头巷尾百姓间的闲谈，都可以听到或看到这样的事实。老百姓为什么害怕，原因很简单：在中国打官司，上面要有人，否则你是打不赢的。其实这“官司”两个字颇值得玩味，“官”者，权也，把本该独立于行政权利的诉讼说成是官府的事，难怪“以权代法”、“以权谋私”在我们中国如此盛行，成为中国司法的顽疾。而老百姓大多无权无势，自然上面没人照应，即使有理，换句规范的话说，即使是依法能赢的“官司”也会输掉。所谓“有理”，是中国老百姓（“老百姓”一词是典型的等级社会的产物，姑且暂用）常挂在嘴边的话，在中国亦常被官方所采用，一个“理”字，夹杂了太多法律规范之外的传统道德，而这些道德“条例”属性原本没有法律条文所具备的规范性和准确性，于是这种本该不属于神圣法庭上的“理”堂而皇之的登上了法律的大雅之堂，成为所谓“法官”任意玩弄的魔方，法律规范的严肃性、权威性招致空前的破坏。长此以往，在中国老百姓的思维里就有了害怕打官司的定式。有了官司，老百姓只好忍耐。偶尔打赢了官司，百姓们奔走相告，于是“青天大老爷”在文艺的舞台上千古传颂，这又从另一面印证了百姓要赢得官司是多么的不容易。

中国公民的这样一种思维定式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其实是相当恶劣的。特别是依法治国的今天，公民不相信法律，自然遵纪守法在中国就显得淡漠。一些常见的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如，在公共场所挂了一个“严禁吸烟”的牌子，一些人视而不见，这在西方是难以理解的，于是他们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下，甚至一些国人也这么看；“不得随地吐痰”同样管不住中国人的嘴，于是西方人更加确信中国人没文化、没教养、不文明。难道中国人真的与现代文明和现代知识格格不入吗？决不是！于是一些中国人找到了“中国国情”这块遮羞布。

这种令中华子孙汗颜的国情，其根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现代文明是靠法律来保障的，文化再美，道德再完备，他只是一个软东西，人的自私性在这种弹性规范面前，会变得异常强大，唯有代表人民意志并且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的法条，才能真正担当起制约的任务，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熟知中国历史的人应该知道，春秋战国以后，即中国的思想界经过百家争鸣，在统治集团的威逼利诱下，逐渐脱离原本自由思想的轨道。这一棒要打在汉武帝的头上。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学以其具有稳固统治集团的好处，一直被历朝历代拥为国学，儒家的先祖也随着历史的延续，戴在他们头上冠冕的分量也越来越重。如儒家经典《大学》的作者曾子（孔子之徒）在唐高宗总章元年被封为“太子太保”，到了元代则被封为“宗圣公”，其谥号达到“圣”的高度。儒学的忠、孝、仁、义，三纲五常，中庸和谐，仁义道德等成为规范人们思想及行为的基础，这些思想理论基础，构成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它的影响波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和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领域。在司法实践中，道德传统既是法的灵魂，又渗进了法的躯体，腐蚀了法的原则。如法的强制性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等等。使得法庭常常沦为道德审判庭。在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人情充斥着法律体系，法律的权威常常受到人为因素的挑战，所谓“人治”即是如此。“情”为“人”所载，情在人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于是“情”与“法”成为司法中纠缠了几千年的老问题。当人情发挥作用的时候，法律的意义被边缘化了，而人情的不确定性，则给实权派贪赃枉法开了绿灯，于是当权者的言论成了法律。在中国古代，所谓“朕即法律”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

有了人情之于法律，而关系又是人情的孪生兄弟，于是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应运而生，遍布司法界，好端端的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条文就这样被五花大绑，儒家思想“重礼而轻法”的意识形态在这里得到了最直接的反映。这样的司法形同虚设，当然难有公正可言，老百姓还敢打官司吗？这样的法律体系能成为百姓维护合法权益的靠山？

回过头来，看“中国人素质低”的问题，就很清楚了。中国人没有遵纪守法的习惯，这一棒要打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的头上。传统文化不更新或更改，“重礼轻法”的流毒就不能根除。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些事实：国人在外经商遭遇暴行，有关部门除了外交处理外，还不忘叮嘱“华商也要自重，要遵守当地国家的法律·····”，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人的确像一个小学生，还需要大人的叮嘱。其实。对待一个腿有残疾的人，你要求他走路如常人，显然是没有用的。

儒家文化之祸不仅仅如此，当今世界民主自由的政治诉求势不可挡，然中国却还是专制的天下。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的儒家文化自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在为政治而呐喊，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强加给天下百姓的世界观，至今仍然没有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从古至今，儒学之祸表现在：儒学用三纲五常、为上的说教，来维护家族的稳定，进而维护其世袭皇权的统治，在当今则表现在公民不敢挑战专制政府；确立君、臣、民的等级社会观念，扼杀国民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念，在当今则表现在人民民主自由意识的沉沦；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诱导天下做“唯自律方能为仁，其他一切皆不重要”的愚民，即使是被权贵所愚弄；以中庸和谐来压制自由思想，给科学和进步套上了镣铐；用忠孝仁义来强奸民众的思维，进而限制和僵化民众的意识形态。

当今一些政府高官，还在大力宣扬这种文化。甚至在一些国际国内的公开场合大展所谓“儒雅”的风度，似有再倡儒学的意念。这种公开的文化表演，表面看是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借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为作了2000多年封建统治政治工具的儒学招魂，继续在政治上、文化上愚民，以实现一党专制的长期统治。这是专制的需要，也是“愚民”者的政治诉求。国民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